「我們管理個別的窮人，是為了逃避我們消除貧窮的共同責任。」前言的這句話闡述了現今以數位演算法分類辨錯的政府機關、民間企業常有的隱藏歧視。
本書開頭探討了十九世紀美國濟貧院的生成及運作，當時的美國菁英認為「貧窮是可以消除的，也應該消除，讓窮人死亡也是消除貧窮的一種方式」。於是濟貧院雖然環境殘酷、成本高昂，卻是美國主要的貧窮管理模式，直至1870年代末期才因為全國性的經濟大蕭條與鐵路大罷工而逐漸消失。
第一章提到「新的數位工具源自我們想要懲戒貧窮的道德觀，並打造出一套高科技的遏制與調查系統。數位濟貧院阻止窮人取得公共資源；監管他們的勞動、支出、性行為與子女教養；試圖預測他們未來的行為；懲罰那些不遵守規定的人並加以定罪。」將其區分為值得幫助與不值得幫助的窮人，試圖用道德綁架來掩蓋更重要的問題。
在1960年代福利權運動把公共福利重新定義為財產而非慈善後，2000年代印第安納州引進民營(IBM公司)的自動化系統試圖減低窮人的福利補助門檻，然而系統通知不完整、「未能配合」的套用範圍太廣，沒有社福個案調查員的新系統剝奪了殘疾者平等獲得公共援助方案的機會。
客服人員的預設立場，是讓自動化系統的決定凌駕行政法程序，勸阻申請者上訴，鼓吹申請者重新申請，也不告知申請者其權利，造成福利政策大混亂，許多人因此失去糧食券、現金援助或是醫療補助。自動化福利驗證系統在2009年宣告失敗，後續在印第安納州政府與IBM公司互相控告的判決書中法官寫道:「雙方都不配贏得這場官司。這樁案子顯示錯誤的政府政策與過於熱切的企業野心所構成的『完美風暴』。」
第三章則講述了洛杉磯無家者在申請居住資源時，必須接受VI-SPDAT評分機制，犧牲隱私才得以進入協調入住系統的分配，而分配結果常常與現實需求相衝突，導致無家者的處境雪上加霜。
協調入住系統作為一種道德評價系統，是一種製造合理化的機器，它幫我們說服自己相信，只有那些最值得幫助的人，才能獲得幫助。
第四章討論阿勒格尼郡兒青家庭局近年來使用AFST家庭篩查工具作為兒童虐待及兒童忽視的風險預測模型，分數越高者越容易受到兒青家庭局的調查，而令人困惑的是，評分系統認為「使用公共服務」對兒童是一種風險，也就是將其視為一種軟弱匱乏的象徵。作者提到，中產階級家庭隨時都在尋求外部支援，但由於這些都是自掏腰包的支出，求助資訊最終不會進入阿勒格尼郡的資料庫，也就不會影響評分。這個例子又再一次驗證了演算法下隱藏的歧視。
我們的公共政策習慣指責貧窮，而不是補救貧窮的負面影響或消除貧窮的根源，這種對「個人責任」的痴迷，使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只願救助那些道德上無可指摘的人。科技固然能帶來不少幫助，卻也要小心其更易扁平化、單一化弱勢群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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