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旨在闡述人與自然的關係進化史，並以文化的角度切入西方登山運動並與臺灣互相比較，嘗試找到一個建構臺灣新戶外文化的方法。臺灣山域有許多引自國外的概念與體制，但民眾卻不甚瞭解是什麼樣的西方思潮創造了這些體制，讓制度文化反過來影響了精神文化，導果為因，橫向移植的結果陷入「先求有，無人求好」的窘境。
關於西方歷史第一筆因出於休閒需要而登山的紀錄，應是義大利學者和詩人佩脫拉克於一三三六年登上旺度山的事蹟，有趣的是他在享受山林的同時，身旁剛好帶了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並恰巧讀到裡面勸人追求救贖，不要眷戀山景的篇章，於是他羞愧難當，只好快步下山。爾後幾個世紀，歷經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啟蒙時代，西方世界逐漸擺脫舊有宗教觀，發展出自然神論，「神性存於自然之中；神不只創造了宇宙萬物，更創造了一套讓宇宙萬物運作的精細系統，然後就放手任憑時間的巨輪轉動。」進而影響大眾對自然環境的看法。
最先設立國家公園的美國，約在十九世紀開始發展出新一套荒野哲學，尤以「荒野三劍客」著稱的思想家梭羅、狂熱的荒野傳教士繆爾（John Muir）和生態學者李奧帕德為先驅。而梭羅試圖理出一個統整人類、神性和自然的思維框架，比起用理性解釋造物主創作的自然真理，其認為，反求諸己的洞察和頓悟才是最好的管道，於是演變成了和自然神論不同的「先驗論」。而若說梭羅習慣的自然環境是「小荒野」，那麼積極推動荒野保護，成立美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草根環境組織賽拉俱樂部(Sierra club)的約翰·繆爾所探索的就是「大荒野」──真正罕有人踏足的深山老林、幽深峽谷和偏遠冰河。
跳脫猶太與基督信仰中人類是萬物主宰的思考模式，二十世紀初發展出了眾生平等的概念，加上生態學家李奧帕德的致力推廣，生態良知與土地倫理的概念逐漸進入眾人心中，「荒野和人類與人造物充斥的地區相反，在此認定為一塊土地與生態系不受人為妨害的區域，且身處其中的人類純為一介過客」。於是二十世紀的美國經歷了著名的赫奇赫奇水壩案及回聲谷水壩案後，在荒野保護團體的努力及遊說下終於在西元1964年通過劃時代的荒野保護法。
東方的登山發展，台灣的高山著實有不少與信仰相關的遺跡，玉山西峰的山神廟是日據時期所建，舊人倫工作站的鑾安堂則是漢人的土地公廟，體現了「山無大小，皆有神靈」的東方精神。書中闡述中國的山林文化受到佛道教與儒家思想的影響，又因山岳所處緯度與西方國家大不相同，於是對山林的見解也大相逕庭，卻也因開發早及易達性相對高，未能發展出荒野探索的歷史。
反觀台灣的山林發展，多是受外來政權支配，從明清時期至日據，山林的主要目的在於開發，尤以日據時期的天然林改造計畫為代表，後期進入國民政府時代，為了反戰需求而設立入山申請的規範更是限制了台灣登山運動的起步。相較於起步甚早的歐美及日本，二十一世紀初期，台灣才漸漸放寬入山限制，而短短二十年間，教育與山林文化卻進步緩慢，登山商業團的亂象法律無法可管，民眾也沒有好的公家資源可獲取各商業團的資訊，多半為了觀光而入山的登山客素質參差不齊，亦常出現登山知識不足將自己暴露在極大風險進而動用龐大救難資源的民眾。
對路線、地形、水源、宿營地、自身體能的瞭解是對自己的安全責任；懂得攜出垃圾、挖貓洞掩埋排遺、不餵食野生動物是環境責任；在山屋或營地裡保持安靜、尊重彼此則是社會責任。
讀完本書，對其他國家的山林發展有了更多了解，也期許台灣的登山文化能日漸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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